李觏认为孟子之言迂阔有之矣，亦足惮也。
假如在上帝那里不能说意志(will)，不能说灵(spirit)，说爱，不能说知性(understanding)，那么，上帝只能是个纯形式(form)，这样的上帝不能活动，也就是说不能创造，祂只是天地万物之一形式根据。哲学家不但要解释世界，也要说明行动的原理，行动就要改变。
但是，程明道并不混沦，他有分解的表示，有形而上、形而下的讲法。这个性就是本质的意义，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所以然之理。说活动,也不是说它使现象活动，活动不是落在现象说，是落在道体本身说,它本身就有活动性。胡五峰《知言》提出这么一个重要问题：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知言》接下去说：性，天下之大本也，尧、舜、禹、汤、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后相诏，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张横渠说：太和所谓道，既然带着一个行程，就不能光是理,也带着气。
康德的头脑清楚得很，他的批判分析了不起。你说的是那一方面的所以然，说的是那一方面的理，这里就有所不同。而此时，他却有了情绪上的变化，这一笑恰恰证明宣王已经投入二人的对话。
孟子的理想绝非脱离历史实际的空谈，孟子生活在那个时空当中，他在瞭望，却是扎根于战国的大地远望。滕初亡于越，孟子之时，滕国复国，夹在大国之间日夜担心再度亡国。面对齐伐燕，我们可以知晓的是，孟子对此战的规划是吊民伐罪的义战。滕国最终淹没在战国征战的洪流之中，甚至我们连这个滕文公究竟是谁都不知晓。
这段对话充满了各种潜台词，十分具有戏剧性，也将孟子的言说艺术与机锋充分展现。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
这也就是利诚乱之始的一重含义。若展开论此点，则可看到，魏国在战国初期得以强盛，靠魏文侯招贤，亦赖李悝尽地力之教保障国力，以及魏武卒强大的战斗力。立之云：若教他能举国以听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则大国亦想不能动他。（《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司马迁看来，孟子的言论被当时人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所讲的唐、虞、三代之德不切于当时攻战的实际，因此孟子在当时不能获得成功。
文侯为惠王之祖父，武侯为惠王之父，武侯之时，魏、韩、赵共废晋靖公为家人而分其地（《资治通鉴》周安王二十六年），晋国至此被瓜分完毕，此所谓不夺不厌。或许滕文公强为善，民如果能与之效死弗去，对于他来讲也就足够了吧。这时我们发现，齐宣王的话开始变多了，不再是简单地发问与回答，他开始向孟子陈述自己的内心，真正的对话也由此开始，齐宣王此刻进了孟子的套却没有意识到。以上为惠王家史，惠王于此必熟知，孟子对此点亦是清楚的。
揭出这一历史背景，我们也可以看出此章置于全书之首的深刻内涵，孟子实际上将论述指向历史纵深，指向了造成当时历史局面最典型事件——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亦如孟子所说。孟子对宣王可谓耐心，可谓循循善诱，面对宣王之好勇好货好色，孟子并不直接否认，而是在退一步的基础上将之引向王道。
孟子能顺着齐宣王的好勇讲王者之怒与王者之征，却不曾鼓励梁惠王的好勇。杨华先生《孟子与齐燕战争》于此问题有详细说明，此处不赘述。
梁惠王追求富国强兵，实则以利为利以利为名，将利作为公开的号召，在孟子看来一旦以此为导向，国君认为追求自己的利的最大化是合理的——当时梁惠王等诸侯追求的最终目标其实就是以千乘之国代万乘之家的周室而为天子，那么卿大夫也自然可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利益抵触，必有冲突，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取而代之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只是‘吾得正而毙焉之意。当时汤与文王之兴，皆在空闲之地，无人来觑他，故日渐盛大。面对宣王无奈的笑容，孟子却称他的行为是仁术，再度给宣王一个高帽子，而齐宣王听完之后更是说（悦），情绪更进一步，甚至引《诗经》赞颂孟子，认为孟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并主动询问此心为何合于王道，对王道产生了一定兴趣，于是齐宣王终于上了孟子的道。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其实是在表示自己感兴趣的是霸道，这是当时诸侯的普遍兴趣，齐桓公的事业亦是齐国人的普遍期望，齐威王自称要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是以所如不合，终莫能听纳其说。
唯惠王首以礼聘至其国，彼其介于齐、楚、秦三大国之间，事多龃龉，故一见孟子，即问何以便利其国（非财利之利也）。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
我们发现，孟子对宣王的问题总是采取迂回战术，这其实恰能吊起宣王的兴趣，并有助于论点的进一步展开。《孟子》书中，梁惠王对用兵复仇表现得十分积极，这与史书中记录他招贤的背景是十分符合的。
至少在这段对话当中，孟子是成功的，他让宣王多少对王道产生了兴趣。章子与匡章的问题可以进一步考证，二者是否为一关系着我们对待孟子的态度。
孟子何尝敢奢望滕国能够得天下。我们可以看到，每当梁惠王有求战的想法时，孟子都会将论述重心直接引回仁政，强调梁国此时应该注意内政建设，战与不战，则要看敌国是否陷溺其民，己国能否兵民。把孟子置身于一个具体的时空境遇之中，尽量还原孟子言说的历史语境，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地体贴孟子的种种理想与主张。诸侯在孟子的思想世界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君主对孟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就是这样一个滕文公如此地信任孟子，按照孟子所说服了三年之丧，还向他请求询问井地，想要施行孟子的政治理想。
（三）齐伐燕 孟子之在齐还有一件事不得不说，也就是齐伐燕，此事古来史家争论颇多，孟子在此事中的态度也耐人琢磨，更是引起了不少对孟子的质疑。晋在春秋即所谓千乘之国，三家则是所谓百乘之家，而三家与晋正所谓上下交征利，三家最终凭借自身之力取代了晋君而成为诸侯。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可惜历史并没有给梁惠王更多机会，也没在魏国给孟子机会。
如果要避免历史重演就不能以利为利以利为名，而要以仁义作为为政的起点。此时王笑，这笑容多少有几分无奈，他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其中最有味道的当属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一章。刘三吾从战国的情势，尤其是梁惠王当时所处的背景质疑孟子，这是疑孟者的一般思路。
孟子依旧不直接说出来，明知故问地说出一些东西，而宣王就是等待孟子主动替他说出自己的大欲，他自然知道孟子在绕弯子。其实我们会看到孟子讲的这些内政说法在战国时代的普遍性，但孟子内政理论并不指向善战的武卒等制度形态，他的说法有不忍人之心做基础，并不只是为了富国强兵。
我们不知道更多的历史细节，到底在这之后孟子和宣王还有哪些纠葛，齐国其他人物如何面对孟子。此语可以说把各种观点都交代齐全了。
我们这里倾向认为孟子并不反对齐伐燕，甚至多少有支持、诱惑齐国采取军事行动的意谓，但对于如何征伐、安置燕国则与宣王的态度有所不同。当齐宣王对此展现出兴趣时，孟子没有直接讲推不忍人之心的道理，而是把话题引向了一件多少有点儿让宣王面子挂不住的以羊易牛的衅钟事件，当孟子问宣王不识有诸时，宣王或多或少觉得有点儿尴尬，甚至认为孟子会从此开始劈头盖脸批评自己一番，情节似乎要从可反转，但孟子却讲是心足以王矣，这多少让准备接受孟子一骂的齐宣王感到意外，更为意外的是，孟子甚至为他以羊易牛寻找理由，并上升到不忍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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